生猪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018年8月辽宁沈阳爆发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2019年是国内非瘟疫情的高发期，生猪出栏量减少，猪肉价格一度上涨至50元/公斤，到现在国内非瘟疫情仍偶有发生，年后新冠肺炎疫情抑制了部分团膳消费，猪肉价格开始进入回落通道，部分地区猪肉价格已回落至30元/公斤以下。那么，除了非瘟疫情，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猪肉价格呢？
宏观因素美尔雅期货研究院
宏观政策
猪肉占CPI构成的2.88%，同时中国人以吃猪肉为主，占肉类总消费量的2/3，猪肉价格上涨将会带动其它肉类乃至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因此猪肉价格大涨有推动物价上涨的风险。国家在因对此类风险时，不再单纯依靠货币紧缩作为反通胀的主要宏观政策。
本次非洲猪瘟对社会消费的影响，国家主要通过放宽生猪饲养限制、加大金融信贷支持、积极进口与抛储来应对，而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对产业复养起到了很好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猪肉价格也缓慢回落。
截至2020年5月27日，今年华储网共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20批，累计投放量达到38万吨。这极大的保障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居民猪肉供给，保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猪肉价格相对稳定。
另外，近几年愈加严苛的环保政策在非洲猪瘟疫情之后，为促进行业积极恢复，部分限制措施略有放松，但整体依然受环保政策限制，投产成本增加，限制小规模养殖厂复苏，同时留给大规模养殖厂快速扩张的空间。根据艾格农业数据，仅2020年4月份温氏、牧原、新希望等龙头企业共投入约760亿元布局生猪产业。宏观调控与环保政策持续影响下，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有望加快。
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以及消费者偏好
除去宏观调控与环保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消费者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猪肉消费，进而影响其价格。
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8年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稳步增长，而且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增速明显，仅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达到22.96千克，同比上涨17.80%，且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量22.74千克（图1）。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猪肉消费量基本饱和，而且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猪肉的城镇消费占比增速或进一步放缓。与此相对应，农村改革持续推进，来自农村居民的消费量有望实现持续增长直至饱和。
供给因素
养殖利润
畜禽养殖行业决定供给量的内在驱动因素是养殖利润，生猪养殖也不例外。生猪饲养周期决定了猪肉价格周期较禽肉价格周期更长，在每一轮价格低谷都有养殖利润亏损导致的能繁母猪产能去化，在价格高峰有能繁母猪快速扩产能。
2019年至今高盈利驱动与环保限制，规模化大企业得以迅速扩张，6月2日，根据美国养猪界权威杂志National Hog Farmer公布的2020年全球养猪企业实力榜显示，2020年全球母猪存栏在10万头以上的企业有34家，其中，中国11家猪企上榜，分别为温氏、牧原、正大、新希望六和、正邦、中粮、天邦、双胞胎、扬翔、大北农、德康集团，母猪数量总计573.62万头，温氏、牧原分别排在全球排行榜的第一、第二位，母猪存栏分别为130万、128万。
全球母猪存栏在10万头以上的34家企业中，中国和美国各11家，母猪数量总计分别为573.62万头和368.35万头，分别占入榜企业母猪总量的49.62%和31.86%（图2）。
国内自繁自养与出售仔猪毛利在年后有一定幅度回落，但依然处在同期高位水平，预期端午节对猪肉价格有小幅提振，养殖利润有望回暖，行业的养殖利润驱动效果依然存在（图3、4）。
能繁母猪与生猪的存栏与淘汰
能繁母猪与生猪存栏量是生猪与猪肉供应的主要来源，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化是生猪存栏供应变化的起点。母猪的存栏决定仔猪的生产供应能力，进而决定未来的生猪出栏量。
从后备母猪补栏到产仔、育肥、出栏，需要13个月左右的时间；能繁母猪淘汰，则影响4个月后的仔猪供应，进而影响10个月后的生猪出栏。因此，能繁母猪补栏影响13个月后的生猪供应，能繁母猪淘汰影响10个月以后的生猪供应。
根据涌益咨询市场数据，2020年5月国内能繁母猪存栏量为665359头，环比增长1.21%，同比减少20.71%（图5），是自2020年1月份起连续4个月环比增长。由能繁母猪供给推算，今年年末或2021年初生猪出栏量有望出现连续增长，届时将增加生猪供应量，猪肉价格供给端利多因素减弱。
2018年8月，辽宁省沈阳市爆发首例非洲猪瘟。2019年，我国非瘟疫发病率较高。生猪数量减少，猪肉价格一度涨到50元/公斤。到目前为止，非瘟疫在中国仍时有发生。这一年后，新冠肺炎疫情抑制了部分团体餐消费，猪肉价格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在一些地区，猪肉价格已经下降到30元/公斤以下。那么，除了非瘟疫，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猪肉价格呢？
宏观因素美尔雅期货研究所
宏观政策
猪肉占CPI的2.88%，而中国人主要吃猪肉，占肉类消费总量的2/3。猪肉价格的上涨将推动其他肉类甚至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因此猪肉价格在面临这种风险时，国家不再仅仅依靠货币紧缩作为对抗通胀的主要宏观政策。
非洲猪瘟对社会消费的影响主要由政府通过放宽生猪养殖限制、增加金融信贷支持、积极进口和倾销库存来应对。这些宏观调控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支持和促进产业复兴的作用，猪肉价格也慢慢下降。
截至2020年5月27日，今年中国仓储网已投放20批中央储备的冷冻猪肉，累计投放量38万吨。这极大地保证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居民的猪肉供应，确保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猪肉价格相对稳定。
此外，近年非洲猪瘟疫情后，为促进行业积极复苏，部分限制性措施略有放松，但整个行业仍受到环保政策的限制，生产成本增加，限制了小规模水产养殖厂的复苏，留给了大规模水产养殖厂迅速扩张的/【/k0/】地区。根据艾格的农业数据，仅在2020年4月，文、沐源、新希望等龙头企业就投入约760亿元布局养猪业。在宏观调控和环保政策的持续影响下，家猪养殖的规模化进程有望加快。
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消费者偏好
除了宏观调控和环保政策外，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者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猪肉消费，从而影响其价格。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至201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稳步增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大幅增加。仅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就达到22.96公斤，同比增长17.80%，首次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22.74公斤(图1)。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猪肉消费基本饱和，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饮食，城镇居民猪肉消费比例正在增加或进一步放缓。相应地，农村改革继续推进，农村居民消费有望实现持续增长直至饱和。
供给因素
养殖利润
畜禽养殖业决定供给的内在驱动因素是养殖利润，生猪养殖也不例外。生猪养殖周期决定了猪肉价格周期比家禽价格周期长。每一轮价格低谷期，可育母猪的生产能力因养殖利润损失而降低，可育母猪的生产能力在价格高峰期迅速扩大。
2019年以来，在高利润和环保限制的推动下，大型企业迅速扩张。6月2日，美国养猪业权威杂志《全国养猪人》(National Hog Farmer)公布的2020年全球养猪企业实力排行榜显示，2020年全球母猪10万头以上的企业有34家，其中中国生猪企业有11家上榜。它们是温的、袁木的、的、新希望六和的、正邦的、中粮集团的、天邦的、双胞胎的、的、大北农的和的。总母猪573.62万头，文氏和沐源分别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现有母猪130万头和128万头。
全球10万头以上的34家企业中，中国11家，美国11家，母猪总数分别为573.62万头和368.35万头，分别占上市企业母猪总数的49.62%和31.86%(图2)。
国内自繁、自养、自卖仔猪的毛利率年后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同期仍处于较高水平。预计端午节将小幅提振猪肉价格，养殖利润有望回升，行业养殖利润的带动效应依然存在(图3、图4)。
成本支撑
生猪饲养成本主要包括厂房设备投资、饲料成本、人工水电、药品与防疫成本等，其中厂房设备投资属于前期固定资产投入，饲养过程中饲料成本占到总成本的70%左右；对于外购仔猪的养殖户来讲，采购仔猪成本与饲料成本分别占20-30%和40-60%，因此饲料价格对生猪养殖的价格支撑要比家禽类养殖更明显。一般采用猪粮比价来衡量生猪养殖的饲料成本。
猪粮比价=生猪价格/玉米价格
也有说猪粮比价是生猪出场价格与玉米批发价格的比值。按照我国相关规定，生猪价格和玉米价格比值即猪粮比在6：1视为生猪养殖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点。猪粮比越高，说明养殖利润越好，反之则越差。但两者比值过大或过小都属不正常现象。
从2015年至今的猪粮比价走势图来看，一般都处在盈亏平衡点上方，生猪养殖能实现较好利润，仅2015年与2018年的上半年处于平衡点以下，2019年下半年至今猪粮比明显高于正常区间，说明养殖利润丰厚（图6）。
养殖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也在改善生猪养殖成本。人工授精技术和早期断奶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每头母猪每年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即PSY不断提高，加之饲养技术不断提高，仔猪育成率也在提高，相应减少生猪供应对能繁母猪的依赖。出肉率和料肉比的提高，也逐步降低猪肉供应对饲料投入的依赖，使得生猪养殖更加经济、高效。
规模化程度
近几年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以及环保抓紧之后，部分小规模养殖厂因达不到环保标准，被迫退出，同时大型企业借助资金和政策优势快速扩张。
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2007-2017年，年出栏数在50头以下的养殖厂数量急剧减少，10年间50头出栏量以下的养殖厂累计减少55.41%，而规模化养殖厂扩张后，年出栏量在5万头以上的养殖厂达到407家，累计增加714.00%。规模化养殖厂取代小养殖厂后，国内养殖厂总数减少54.16%（图7）。
2018年非洲猪瘟之后，小规模养殖厂因防疫不到位，猪群被感染的风险更大，猪群被扑杀的经济损失巨大且不易弥补。相对而言，规模化养殖厂的防疫控制和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小规模养殖厂退出的市场被大型企业迅速占领，加快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成本支持
养猪成本主要包括厂房设备投资、饲料成本、人工水电、药品及防疫费用等。厂房设备投资属于前期固定资产投资，投料成本约占投料过程总成本的70%；对于购买仔猪的农民来说，购买仔猪的成本和饲料的成本分别占20-30%和40-60%。因此，饲料对生猪养殖的价格支持比家禽养殖更明显。一般用猪食的比价来衡量养猪的饲料成本。
猪食的价格=生猪/玉米的价格
也有人说猪食的价格是生猪价格与玉米批发价的比值。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猪粮比，即猪粮比6: 1，作为生猪养殖的基本盈亏平衡点。猪粮比越高，养殖利润越好，反之越差。但是两者的比例过大或过小都是不正常的。
从2015年至今的猪粮价格对比趋势图来看，一般都在盈亏平衡点以上，生猪养殖能取得不错的利润，只有2015年和2018年上半年，2019年下半年以来猪粮比明显高于正常范围，说明养殖利润丰厚(图6)。
养殖技术的发展进步也在提高养猪成本。随着人工授精技术和早期断奶技术的广泛应用，每年每头母猪的断奶仔猪数，即PSY仔猪数不断提高。此外，随着饲养技术的不断提高，仔猪的繁殖率也有所提高，猪源对可育母猪的依赖也相应降低。随着肉产量和料肉比的增加，猪肉供应对饲料投入的依赖逐渐降低，这使得养猪更加经济高效。
规模度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和环保的支持，一些小型水产养殖厂因达不到环保标准而被迫退出，大型企业借助资本和政策优势迅速扩张。
据《中国畜牧年鉴》统计，2007-2017年，年产50头以下的种畜数量锐减，10年间年产50头以下的种畜数量减少55.41%。规模化养殖厂扩建后，年产5万头以上的养殖厂数量达到407家，累计增长714.00%，规模化养殖厂替代小养殖厂后，国内养殖厂总数下降54.16%(图7)。
2018年非洲猪瘟后，由于小规模水产养殖厂防疫不力，猪被感染的风险更大，扑杀猪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难以弥补。相对而言，规模化种猪厂的防疫控制和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小规模种猪厂退出的市场很快被大企业占领，加快了家猪养殖的规模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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