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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吃七亿猪,养了几千年猪的中国,怎么会卡脖子?

2020年12月9日下午,一架包机从英国起飞,在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缓缓降落。

本次航班是专门运送1000头猪的包机。

这批猪不小。它们是新疆一家养猪企业从英国引进的一代种猪。以每头猪平均3万元计算,这些猪的总价高达3000万元。此外,每头猪空运空的运输成本约为1万元。

然而,这只是中国种猪进口的冰山一角。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和猪肉生产国,平均每年生产7亿头猪。然而,我们日常餐桌上90%的猪都有进口品种的血统。2020年,我国从国外进口的种猪数量高达2万头。

在业内人士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在养殖猪芯片时有被卡在脖子里的风险。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浩在一份提案中表示,中国自己的“猪芯片”存在养殖体系不完善、技术落后、疾病威胁严重等一系列困境,亟待解决。

中国有几千年养猪的历史。为什么我们会陷入养猪的困境?

“猪芯片”危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和猪肉生产国,每年平均消费7亿头猪,世界上一半的猪是在中国饲养的。

对于养猪户来说,养猪是整个养猪金字塔体系的顶端。没有塔尖,下面就没办法讲了,所以毫不夸张的说是“猪芯片”。

然而,我们日常餐桌上90%的猪都是进口品种。

中国养猪有几千年的历史,土猪一代一代的繁殖。为什么现在国内的种猪都依赖进口?

中国畜牧协会副秘书长李景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本地猪味道不错,但有三个明显的缺点。

一是因为“慢”,二是因为“耗”,三是因为“胖”。比如美国的杜洛克猪、丹麦的长白猪、英国的约克夏猪(以下简称杜长大)等进口品种六个月就可以放出来,中国土猪只能喂一年;土猪的“料肉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想让猪增重1公斤,本地猪需要喂4-6公斤饲料,而外地猪可以少到2-3公斤;此外,本地猪的脂肪含量普遍较高,一般达到60%左右,而外地猪只有4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猪肉,尤其是瘦肉的需求大大增加,所以必须改进地方品种。

然而,猪的育种改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几代人来养殖,投资高,见效慢”,李景辉说,养猪是一个10亿元起步的产业。“前期一次性投资高达10亿元,包括设备、测试、场地等诸多硬成本。这个还没完,然后每年还要上亿的养殖费用。”据悉,2007年,新希望集团开始构建自己的养殖体系,13年时间就花了30亿。

刘永浩在建议中表示,近年来,对需要长期投资的育种科技项目重视不够,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和快速效益,在育种、科研和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

这样一来,中国的种猪市场基本成了外国猪的天下,市场上出售的小猪90%都是外国猪的后代。

恶性循环

刚引进种猪,为什么担心卡脖子?事情没那么简单。

李景辉说,如果只有引进,没有核心猪场,没有养殖,就会陷入“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循环。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进口猪是好的,但要避免近亲繁殖,要引进新鲜血液,改善种群的遗传性状。同时,种猪一般在生下5-7胎后降解,难以长期培育,需要不断引入新鲜血液,以保持种猪的繁殖和延续。因此,平均每5-8年需要进行一次代际更新。

此外,由于当地的养殖体系不完善,进口的好品种无法得到很好的保存、繁育和改良,使得每一批种猪的进口都成为“一次性交易”,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的依赖。

猪肉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肉中之王”。根据农业和农村事务部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年猪肉消费量达到32公斤,60%以上的肉类消费是猪肉。这么庞大的消费,一旦供给受限,很容易被掐死,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世界生猪养殖技术主要由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等少数国家垄断。因此,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类似于芯片的困境。

不仅如此,连续多年的引进,在我国商品猪育种群体中留下了大量血缘不清的杂交种,导致一些地方品种混杂甚至消失。

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土猪”地方品种有90个,但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已灭绝,茶楼黑猪等5个品种濒临灭绝,25个品种濒临灭绝。个别猪的存栏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

刘永浩说,“外来芯片”没有本土化,“本土芯片”效率低下,濒临灭绝。“杜长大”等“大-大-大-一代”猪长期依赖进口,直接影响了非洲猪瘟冲击后中国产能恢复进程的质量、速度和效率,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猪肉的供应和养猪业的发展。

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的养猪业处于快速变化的阶段。虽然该行业正在迎接百年一遇的“暴利时代”,但它也面临着农业成本的大幅上升。当潮水退去,市场竞争的本质将回归成本竞争和技术竞争。

中国畜牧协会生猪产业分会副主任石寿丁表示,在饲养成本和利润下降空的背景下,提高种猪的生产性能是提高养猪效率的必由之路。养猪效益能否提高,取决于种猪和养猪的成本,前者占的比重更大。

带来上涨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种猪育种逐渐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国种猪自给率已达94%,基本可以实现自主育种。

截至2019年6月,中国已建成55个国家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场、7个保护区和1个国家家畜基因库,各地已建成80多个省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场(区、库),大大提高了地方猪遗传资源的保护能力和水平。

虽然我国种猪的品种和数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种猪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客观存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宪指出,我国生猪养殖仍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养殖体系不完善;新技术应用滞后;决心基础薄弱;育种投入少,可持续性差;严重的疾病威胁;当地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对此,刘永浩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应尽快出台R&D后“中国种猪”重大项目补贴政策和推广政策,鼓励种子企业积极投资种猪研发项目、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本着“企业投资第一”的原则,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国家补贴。

其次,为核心种养场和种子保存场提供非鼠疫防控的土地支持,以保证祖先种养场的生物安全和运营能力。

最后,鼓励种业企业结合“引进技术”、“引进智力”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奖励对“猪芯片”进行跨行业、跨国研究的紧缺人才。

中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中国)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沈南鹏在今年两会提案中建议,支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品种,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以促进本土种源保护和良种繁育。一方面要建立濒危地方品种的繁育储备,另一方面要设立专项,支持科研院所、种子企业、电子商务等建设商业繁育中心,改良濒危地方品种。

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们决心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作出了顶层设计。其中,建议对育种基础研究和重点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和完善商业化育种体系,研究重大品种研发和推广后的补贴政策,促进育种、繁殖和推广一体化发展。

对此,李景辉表示,从密集出台的政策来看,国家这次已经下定决心。随着国家扶持的企业化养殖体系的逐步建立和政策红利的逐步释放,相信这次是有望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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