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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期货与生产转移:应对“生猪周期”波动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策略

“猪周期”的剧烈波动,多年来深深伤害了中国亿万消费者和相关行业。面对生猪生产“猪周期”不可避免的波动,短期策略是开发和应用套期保值工具。生猪期货已于2021年1月8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预计将为稳定猪肉生产和供应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在成品市场价格下降、仔猪和饲料投入成本上升的趋势下,生猪期货上市及其与豆粕等期货的综合应用,可以锁定生猪产业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有助于降低和消除价格剧烈波动的商业风险,为该产业创造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避免大起大落对我国整体粮食安全的影响。从中长期来看,要稳定猪肉生产和可持续供应,必须优化产能布局,促进生猪产能从中部地区向国家边缘人口稀少地区有序适度转移。

生猪期货与生产转移:应对“生猪周期”波动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策略

1.中国生猪产业高度集中在内陆省份和经济发达地区

中国的猪肉生产高度集中在内陆省份。各省2019年猪肉产量数据见表。可见,年产300万吨以上的四川、湖南、河南三省总产量已达1046.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近1/4(24.59%);在100万吨以上的省份中,江苏、山东位列全国经济强省,最大的经济省广东也生产了221.9万吨猪肉,占全国总产量的5.21%,位居全国第八。相比之下,人口稀少的西北省份的猪肉产量并不高。就连西北最大的猪肉生产省陕西也只有80.9万吨,仅占全国总产量的1.90%。即使是国土面积超过72万平方公里的青海省,猪肉产量也明显少于上海和天津。

而且,近年来,随着猪肉价格的飙升,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保证猪肉供应所做的努力,我国养猪业的生产趋于进一步集中在经济发达的省份甚至中心城市。

比如被誉为“新一线城市”的成都,2019年底人口1500万。当年人均GDP指数为113420元,比全国人均GDP(70892元)高出60%;GDP总量在2015年全国城市排名第八,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武汉;2019年全国排名第六,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由于2019年猪肉产销表现优异,2019年12月30日,在2020年两个节日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了全国首次“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新闻发布会,邀请的地方政府领导包括厦门、广州、成都等地的相关领导。

2020年,成都猪肉供应保障水平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持续上升。第三季度生猪屠宰87.2万头,同比增长39.8%,其中繁殖母猪增长48.1%。一方面,这些数据表明成都猪肉供应安全性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生猪产业进一步向经济发达省份乃至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

第二,客观经济规律将促进中国养猪业的生产转移

生猪产业高度集中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内陆省份,甚至经济中心城市。虽然这种猪肉生产布局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与中国经济产业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存在内在冲突。

过去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养猪业高度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内陆省份,有其自身的经济合理性。当时养猪是内地农民的重要收入项目,产品可以供应给附近的消费者。猪粪可以成为很好的农田肥料。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超过10年,城市人口比例超过50%,东部、中部和长江经济带人口城市化比例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内地人口密集地区分散养猪收入对农民的吸引力明显下降,并将继续下降。即使进行现代集约化养猪,土地成本和环保成本也越来越高,与其他行业争夺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劣势也趋于突出。

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促进养猪业向人口密度低、地域广阔的地区转移,并与当地低得多的土地和环保成本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强的竞争力,为当地工人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

回顾中国粮食净出口和棉花产业在新疆集聚的历程,可以加深对生猪产业产能转移的认识。

唐宋时期,江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渐成为北方都城的主要产粮区,俗称“苏湖熟,天下满”。到了明朝,随着江南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手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广成为向江南供应粮米、转运粮食的骨干粮网输出地,俗语改为“湖广熟,天下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北方工业化和农田水利建设的进步,延续了近千年的“南粮北运”格局逐渐转变为“北粮南运”。进入21世纪以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东北喂养中国”。

根据笔者编制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棉花产业统计数据,1950年新疆棉花产量为6400吨,仅占当年全国产量(69.3万吨)的9%;到1990年,这一比例超过10%,1998年超过30%,2007年超过40%,2012年超过50%。到2019年,新疆棉花产量达到500.2万吨,占当年全国总产量(588.9万吨)的85%。预计新疆棉花的比重至少在未来会保持在这个水平,而且很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原本高度集中在内陆省份的棉花生产向新疆大规模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内地工业化的进步,原有的棉田转向非农产业、住宅建筑和价值较高的农业项目;在新疆,种植棉花是这些耕地最有利可图的用途,可以进行内地难以实现的大规模连片机械化作业,有大面积荒地可供开发。同时,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先进发展也为新疆棉花供应的下游用户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后,新疆棉花产量及其在全国的比重加快。特别是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21世纪头2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及其在全国的比重也迅速增加。

基于同样的原理,有理由相信,客观经济规律会推动我国生猪产业相当一部分产能从内陆省份转移到饲料原料较多的边缘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如东北、新疆、四川藏区等,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顺势而为,养猪业有望成为这些地区新的增长极。

第三,创新完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促进生猪生产能力适度转移

因此,我国除了发展生猪产业、吸引投资等传统手段外,还需要创新和完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扶贫等政策措施,以提高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

在猪肉价格继续飙升的“猪周期”的影响下,为了确保市场供应,从2018年起,中国首次分两个层次进行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评估,其中猪肉供应是一项重要内容。第一级,11个以上部委联合组成“菜篮子”食品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对36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进行评估,包括生产能力、市场流通能力、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调控保障能力和公民满意度五个方面。评估结果报国务院和中央组织部备案。第二级是各省农业和农村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其他地级市的市长负责制进行相应的考核。

该体系在快速提高猪肉供应能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果这些城市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设立生猪养殖基地,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能不高,包括间接和无形成本在内的总成本过高。因此,如果这些中心城市与省内外的边缘地区合作,将部分菜篮子建设资金投入到边缘地区的生猪养殖基地建设中,并将产品供应给中心城市,整体经济和社会效益会更高。评估系统可以确定此类非本地合作基地的产出将纳入自给率计算。

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比如面积较小的厦门,建立了“本地基地+外地基地+合作基地”的猪肉供应体系,外地基地和厦门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成都市政府与周边市州建立了生猪生产区域合作机制;.....要总结经验,完善“菜篮子”市长责任制考核,开展更大规模的跨地区“菜篮子”合作,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

在这方面,一些企业探索和实践的订单订单农业模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他们的模式是在陕西、新疆等省建设现代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生猪养殖基地。相关城市签订合同委托企业养殖,产出定向到签约城市的生猪供应市场。与制造业的贴牌生产模式一样,这种模式有利于降低水产养殖企业的经营风险,可以鼓励专业水产养殖企业专注于水产养殖技术升级,提高整个养猪业的灵活性和效率。目前他们的做法是把一个养猪场的全部生产能力供给一个城市;随着这种模式的发展,未来大规模订单合同养猪场可以向多个城市提供一个猪基地。

同时,生猪生产转移也可以和扶贫结合起来,在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比单纯的转移支付要好。2019年底,农业和农村事务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推进大型龙头企业与贫困地区生猪产业扶贫对接活动,意在通过“公司+农户”促进中小农户补场增支。

此外,调查显示,成都等城市的居民也曾向川西农民订购过猪(通常是黑猪),而且是在小猪的时候订购的,养殖后按市场价购买。建议方便城镇居民发展这种订单农业消费,也可以发展成单位、社区、线上团购、消费合作社。这种模式对于本地猪、本地鸡等高端品种的发展可能有很大的潜力。

(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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