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后如何联系农村振兴？代表们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Xi·金燕)2020年是扶贫攻坚之年。在正常的疫情防控下，如何促进扶贫与农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也成为了全国人大的热点之一。

作为扶贫攻坚的“排头兵”，浙江率先在2015年全面消灭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的贫困家庭。在此基础上，浙江深化“美丽农村”建设，描绘了工业繁荣、农村美丽、农民富裕的农村振兴新局面。

许多浙江代表和委员认为，实施农村振兴战略是巩固和提升扶贫攻坚成果的最佳途径。要把两者连接好，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努力相互配合，也需要人才引进和产业振兴两条腿走路。

俯瞰景宁县大君乡全坑村放下贫困新社区。静宁宣传部提供“电商助农”，热点“新轨道”有待跟进

工业扶贫是扶贫攻坚的“硬招”。在疫情形势下，电子商务直播的普及为扶贫攻坚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措施。作为“电子商务助农”的“新轨道”，农村冷链物流系统的建设还很欠缺。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民主建设委员会主任陈晓萍表示，通过调查发现，特色农产品主产区普遍缺乏农产品分拣分级、预冷包装、干燥脱水等商用设备。特别是在扶贫攻坚方面，农产品冷链的“第一公里”建设几乎为零。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一轮电子商务发展，陈晓萍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建设农产品冷藏中心，供农业企业和物流企业租赁，并支持扶贫攻坚中的冷链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自建农产品预冷、分拣分级、分拣包装、保鲜、初加工、冷藏冷冻设施，加快农产品冷链“第一公里”建设，提升特色农产品“止损能力”。

用活水引进人才，促进造血

无论是脱贫致富，“主力军”都在农村。作为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绍兴市柯桥区雨村党支部书记刘建明更有期待。“我希望更多的政策和措施能够在农村地区实施，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有能力的人。回乡更好地促进农村振兴。”

唐棣村党委书记刘建明。被调查者提供的从脏乱落后村到年人均纯收入超过8.5万元的先进村。刘建明直言不讳地说，汤地村改造的关键是带动村民发展花卉产业，现在花卉和树木出口到全国各地。

然而，该村也面临新的挑战。他说:“目前，村干部的年龄结构没有优化，一些年龄较大的村干部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步伐。”

刘建明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村干部职位的“比重”低，发展道路短，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年轻人才。

绍兴市柯桥区朱莉镇风景名胜区向景拍摄的汤底村的混乱，不是一次性的现象。随着农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迫在眉睫。对此，刘建明建议在政治和经济待遇上引入积极的激励政策，引进人才，逐步建设一支专业化、专业化的村干部队伍。

为了使人们能够尽最大努力，刘建明建议通过资格考试逐步认证村干部能够工作，这也可以提高村干部正确处理党的建设领导和民主自治、科学管理和现代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此外，还可以探索村干部培训制度，选拔优秀村干部到农业、农村、经济、城建等有关部门工作。在区和镇两级进行在职培训。

建立健全提高全面小康质量的长效机制

对浙江来说，脱贫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在不断巩固扶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观察问题，找出差距，规划蓝图，为农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多山阻隔了人们的致富梦。为了一人水土养一人，静宁大力发展静宁600、全球旅游等生态产业，创新推出“政府与银行保险”、“扶贫保险”、“防贫保险”等金融扶贫措施。近三年来，该县低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449元增加到11229元，年均增长15.28%。

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静宁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增强造血功能，防止低收入人群重新陷入贫困”，这也是我国大多数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景宁畲族自治县县长钟海燕表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的长期存在是解决相对贫困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发展能力，更好地释放市场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景宁畲族自治县县长钟海燕。静宁宣传部钟海燕建议国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灵活的相对贫困标准，重点推进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区域扶贫。同时，加快建立和完善稳定扶贫的系统长效机制，将现有扶贫政策与农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有机结合。

在政策措施上，钟海燕认为，要重点提高相对贫困地区和群众的内生动力，加大工业、金融、教育、卫生、技能培养和人才引进的力度，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均等化，支持相对落后地区加快建立完整的现代经济体系。(结束)